2012 地方卷 语文

下面语段中画线的词语，使用不恰当的一项是

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，特别是最近400年的突飞猛进，大自然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似乎已泾渭分明，不再神秘。人们不再敬畏自然，凭借手中的科学技术，肆意改变环境。人们渐生狂妄，争相掠夺自然、破坏自然。把一个本不算大的地球折腾个底朝天。人类在发展中堕落，在违背自然中自掘坟墓。忤逆自然的人类将无法在大自然里颐养天年。

下列句子中，没有语病的一项是

把下列句子组成语意连贯的语段，排序最恰当的一项是

①艺术家富于感情，单凭直觉思维；他恍然大悟，无须推理。

②这种看法未免失之武断，甚至是错误的。

③真正的科学家，既有推理能力，也有相当的想象力，有时还会越过复杂的推理而直接得到答案；否则，他的科学研究也会受到影响。

④人们习惯于把艺术和科学说成是毫无内在联系的完全不同的东西。

⑤真正的艺术家，既有想象力，也有相当的推理能力，并且深知自己的作为；否则，他的艺术创作会受到影响。

⑥科学家相当冷静，光靠理性思维；他循序论证，无须想象。

对下列旬子中加点词的解释，不正确的一项是 (3分)

【阅读材料】
阅读下面的文言文，完成 5—9 小题。

陶澍，字云汀，湖南安化人。嘉庆七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，迁御史、给事中。澍疏劾河工冒滥，及外省吏治积弊。巡南漕 $^{①}$ ，革陋规，请浚京口运河。二十四年，出为川东道。总督蒋攸铦荐其治行为四川第一。

道光三年，陶澍就擢巡抚。安徽库款，五次清查，未得要领。澍自为藩司时，钩核档案，分别应劾、应偿、应豁，于是三十余年之纠葛，豁然一清。濒江水灾，购米十万石，劝捐数十万金，赈务核实，灾民赖之无失所。又怀远新涨沙洲阻水，并开引河，导之入淮。淮水所经，劝民修堤束水，保障农田。各县设丰备仓于乡村，令民秋收后量力分捐，不经吏役，不减粜，不出易，不假贷。岁歉备赈，乐岁再捐，略如社仓法 $^{②}$ 而去其弊。

创辑《安徽通志》，旌表忠孝节烈以励风俗。

道光五年，调江苏。先是洪泽湖决，漕运梗阻，协办大学士英和陈海运策，而中外纷议挠之。澍毅然以身任，亲赴上海，筹雇商船，体恤商艰，群情踊跃。事竣，优诏褒美，赐花翎。

江苏频遭水患，由太湖水泄不畅。疏言：“太湖尾闾在吴淞江及刘河、白茆河，而以吴淞江为最要。治吴淞以通海口为最要。”于是以海运节省银二十余万兴工，择贤任事，至八年工竣。澍自巡漕时，条奏利害，至是先浚徒阳河，将以次举刘河、白茆、练湖、孟渎诸工。后在总督任，与巡抚林则徐合力悉加疏浚，吴中称为数十年之利，语详则徐传。

晚年将推淮北之法于淮南，已病风痹 $^{③}$ ，未竟其施。后咸丰中乃卒行之。十九年，卒。遗疏上。优诏轸 $^{④}$ 惜，称其“实心任事，不避嫌怨”。

澍见义勇为，胸无城府。用人能尽其长。在江南治河、治漕、治盐，并赖王凤生、俞德源、姚莹、黄冕诸人之力。左宗棠、胡林翼皆识之未遇，结为婚姻，后俱为名臣。

(选自《清史稿·陶澍传》，有删节)

【注】①漕：水道运粮 ②社仓法：用义仓来积谷备荒的方法。③风痹：手足麻木不仁之症。④轸：痛。

下列各句编为四组，都能具体表现陶澍“实心任事”的一组是 (3 分)
①总督蒋攸 Kentucky荐其治行为四川第一 ②濒江水灾，购米十万石，劝捐数十万金
②亲赴上海，筹雇商船 ④条奏利害，至是先浚徒阳河

⑤澍见义勇为，胸无城府 ⑥在江南治河、治漕、治盐

将下列句子翻译为现代汉语。(10 分)

(1)岁歉备赈，乐岁再捐，略如社仓法而去其弊。(4分)

(2)创辑《安徽通志》，旌表忠孝节烈以励风俗。(3分)

(3) 晚年将推淮北之法于淮南，已病风痹，未竟其施。(3 分)

下列说法，符合文意的两项是 （5分）

【阅读材料】
阅读下面的文字，完成 12—15 小题。

要建立新人生观，除了养成道德的勇气而外，还要能负起知识的责任(Intellectual Responsibility)。本来责任是人人都有的，无论是耕田的、做工的、从军的，还是任政府官吏的，都各有各的责任。为什么我要特别提出“知识的责任”来讲?知识是人类最高智慧发展的结晶，是人类经验中最可珍贵的宝藏，不是人人都能取得、都能具备的。因此凡有求得知识机会的人，都可说是得天独厚、享受人间特惠的人，所以都应该负一种特殊的责任。而且知识是精神生活的要素，是指挥物质生活的原动力，是我们一切行为的最高标准。倘使有知识的人不能负起他特殊的责任，那他的知识就是无用的，不但无用，并且受了糟蹋。糟蹋知识是人间的罪恶，因为这阻碍了人类文化的发达和进步。所以知识的责任问题，值得我们加以特别的注意。我们忝属于所谓知识分子，尤其觉得这是一个切身问题。

所谓知识的责任，包含三层意义：

第一是要有自责的思想。思想不是空想，不是幻想，不是梦想，而是搜集各种事实的根据，加以严格逻辑的审核，而后构成的一种有周密系统的精神结晶。所以一知半解，不足以称为成熟的思想；强不知以为知，更不能称为成熟的思想。思想是不容易成立的，必须要经过逻辑的陶熔、科学的锻炼。凡是思想家，都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的。他们为求真理而蒙受的牺牲，决不亚于在战场上鏖战的牺牲。譬如在实验室里试验炸药的人，被炸伤或炸死者，不知多少；到荒僻的地方调查地质、生物、人种的人，或遇天灾而死、或染疾而死、或遭盗匪蛮族杀害而死的，也不知多少。他们对从这种艰苦危难之中得来的思想，自然更觉得亲切而可以负责。西洋学者发表一篇学术报告或论文，都要自己签字，这正是负责的表现。

其次是除有负责的思想而外，还要能对负责的思想去负责。思想既是不易得到的真理，则一旦得到以后，就应该负一种推进和扩充的责任。真理是不应埋没的，是要发表的。在发表以前，固应首先考虑它是不是真理，可不可以发表；但是既已考虑发表以后，苟无新事实、新理论的发现和修正，或是为他人更精辟的学说所折服，那就应当本着大无畏的精神把它更尖锐地推进，更广大地扩充。我们读西洋科学史，都知道科学家为真理的推进和扩充而奋斗牺牲的事迹，真是“史不绝书”。譬如哥白尼最先发现地动学说，他就因此受了教会许多的阻碍。后来布鲁诺出来，继续研究，承认了这个真理，极力传播，弄到教会大怒，不仅是被捕入狱，而且被判火刑而死。伽利略继起，更加以物理学的证明，去阐扬这种学说，到老年还铁锁锒铛，饱受铁窗的风味。他们虽受尽压迫和困辱，但始终都坚持原来的信仰。他们虽由此而牺牲，但是科学上的真理，却因为他们的牺牲而确定。像这种对于思想负责的精神，才正是推动人类文化的伟大动力。

再进一层说，知识分子既然得天独厚，受了人间的特惠，就应该对于国家民族社会人群，负起更重大的责任来。世间亦唯有知识分子才有机会去发掘人类文化的宝藏，才有特权去承受过去时代留下的最好的精神遗产。知识分子是民族最优秀的分子，如果不比常人负更重更大的责任，如何对得起自己天然的禀赋？如何对得起国家民族的赐予？又如何对得起历代先哲的伟大遗留？知识分子在中国向称为“士”，曾子说：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仁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”身为知识分子，就应该抱一种舍我其谁至死无悔的态度，去担当领导群伦继往开来的责任。当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，知识分子的责任尤为重大。范仲淹主张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必须有这种抱负，才配做知识分子。

(选自罗家伦《历史的先见》，学林出版社，有删改)

12 一 13 题为选择题，请在答题卡 “选择题答题区” 作答。(12 题选对一项给 2 分。选对两项给 5 分。多选不给分)

根据文意，下列推断中合理的一项是 （3分）

作者认为，知识分子“还要能对负责的思想去负责”。请指出两个“负责”的不同意思。(4 分)

结合文意，分析“我”为什么喜欢夏日的新荷。(5分)

在第②段和第③段中，“我”都见到了残荷，感受有什么不同？你认为造成不同感受的原因是什么？请结合文意进行分析。(6分)

围绕 “寂寞出学问”，秦绍德从哪三个方面作了倡导？(5 分)

【阅读材料】
阅读下面的文字，完成 19 21 题。

寂寞出学问

——《解放周末》对话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

昨天是第 25 个教师节。复旦大学向全体教师发出致谢和倡议，感谢在学术领域中默默耕耘多年的教师们，并倡导一种甘坐“冷板凳”的治学精神。

这种倡导，关乎复旦，又不止于复旦；关乎教师，也不止于教师。下面是记者对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的专访。

记者：在教师节这一天，复旦大学为何向全体教师发出这样的致谢？

秦：我们向辛勤工作一年的教师致敬，不仅尊重教师的一般性劳动，还特别强调一个重点：不能遗忘在学术领域耕耘多年、默默无闻的教师们。这些教师没有受到媒体的过分关注——被媒体过分关注恰恰做不出学问——因此，容易被遗忘。在这一时刻表达对他们的由衷感谢和深深敬意，是非常必要的。

记者：钱穆先生说过，做好学问，要“潜心十年”。

秦：是的，类似的说法不少。20世纪50年代，南京大学韩儒林先生就把范文澜先生的治学精神概括为两句话：“板凳需坐十年冷，文章不写半句空。”这种甘坐“冷板凳”的精神，就是坚守学术的精神——无论外面发生了如何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在攀登学术高峰的路途中，一定要坚守学术。在这个方面，我颇为自豪，因为在复旦大学的历史上，不乏甘坐“冷板凳”、作出卓越成就的学者，他们的精神，是复旦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。

记者：这种精神的确是宝贵的，但是，是否非得寂寞才能出学问？不甘寂寞就不能出学问吗？

秦：这个疑问可能来自于现在一种有目共睹的现象：学术考核时，不少教师拿出了一大摞成果，十几篇论文、好几部大书，都是在有限的几年内写成的。但是，真正在学术界的人都知道，即使是一篇有真知灼见的论文，恐怕也不是一年半载就可以完成的。“著作等身”只有在个别天才身上才能发生。我认为，在现行的考评体制下出现了那么多的“硕果累累”“著作等身”是不符合学术规律的。

记者：也就是说，做学问来不得半点浮躁，必须静心求实。其实，“寂寞出学问”也是中国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优秀传统。那么，您认为怎样才能真正耐得住寂寞？

秦：在这方面，很多学者都有经验和教诲。做学问，首要的是要有其趣，要有对学问的热爱。比如，陈尚君教授用了20年的功夫做了《全唐文补编》、《全唐诗补编》，他做的工作大部分是辑录、校勘、订正，是非常细致认真的学问。当年陈先生住房不宽裕，在出版社借了20平方米的房间，夏天没有空调，但他又不敢开电风扇，怕吹乱纸页，只能打着赤膊，挥汗如雨地工作，多少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。很多人说，这多苦啊，我才不吃这个苦呢。实际上陈先生是苦中有乐，这种乐趣，是别人难以体会的。真正热爱学问的人，即使是在艰苦和寂寞的环境中，内心也并不孤单，相反，很充实，很幸福。

记者：您倡导学者要甘坐“冷板凳”，显然与当前浮躁的学术环境和文化氛围有关，不少人认为，这不仅仅是学术问题，而且是整个文化和社会的问题。在这其中，媒体似乎也起了不少的作用。那么，您认为，在当今的时代，学者和媒体之间应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？

秦：应形成良性关系。媒体要着重宣传学者的学术精神，恰当宣传他们取得的学术成果，而不要去追逐学者的私人生活，不要过度把学者放置在社会热点中。媒体的过度关注会损害学者。

记者：有不少学者甘心埋首做学问，也有学者以走出象牙塔、主动参与公共空间为己任。

秦：确实有好多真正做学问的学者是不发言的。我们的态度是，鼓励学者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学识在媒体上讲点话，关键是要有真知灼见。知识分子提出一些意见，对守住社会的良心、主张社会公正，绝对是有好处的。但是，学者在和媒体互动中，要守住学术界限。学者可以通过媒体适当传播学术成果，但一定不要把名利和传播挂起钩来，不要使自己成为“媒体学者”。学者不要以为通过在媒体上的频频亮相，自己就可以变成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、对任何事情都能发表看法的“全才”。这实际上是在降低学术的影响，也是在暴露自身的不足。

(原载《解放日报》2009年9月11日第17、18版，有删改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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